第一次攥住自救器的塑料外壳时，指尖的凉意混着掌心的汗，让那抹橙红显得格外沉重。“小宋，这自救器可不是这么戴的！”郭师傅粗糙的手掌覆上来，带着井下特有的煤尘温度，他拇指抵住封口带的卡扣，“咔嗒”一声脆响，像给我绷紧的神经松了道阀，“看好了，先拉开这个，再把面罩往脸上按，带子要勒到能感觉到颧骨在发力——保命的东西，容不得半点含糊。”

     他的目光扫过我松垮的袖口，工装布料上还沾着大学食堂的油渍，与他洗得发白却笔挺的工装形成刺眼的对比。“坐猴车时风大，袖口不扎紧，煤灰能灌进袄里三层；帽带松了更要命，矿灯晃起来能把自己晃成‘睁眼瞎’。”他说着，伸手替我把安全帽带卡到最紧，下巴被勒得发紧的瞬间，我忽然懂了这“紧”里藏着的温柔——井下的风里，藏着比校规更严苛的生存法则。

     下井的猴车在黑暗里摇晃，矿灯的光柱劈开浓得化不开的黑，像在给我指引一条通往成人世界的隧道。郭师傅的声音从斜后方传来：“记着，井下的路没有直的，每一步都得踩着前人的脚印走，踩空了就是万丈深渊。”那时我还不懂，他说的“脚印”，不仅是巷道里的防滑纹，更是一代代矿工用血汗踩出的规程。

     泵站第一次“发脾气”时，我正蹲在电机旁记参数，突如其来的异响像头受惊的野兽，震得我手里的记录本“啪”地掉在地上。“慌什么？”郭师傅的胶鞋碾过煤渣，停在压力表前，“你看这指针，正常时跟老黄牛耕地似的稳，现在跟脱缰的马似的跳，超过两格就得治。”他教我把耳朵贴在电机外壳上，“听，好轴承转起来像吹口哨，坏了就跟破锣似的——机器跟人一样，舒服不舒服，自己会喊疼。”

     后来跟着张师傅查顶板离层仪，他总把矿灯的光调得极暗，说怕强光晃花了显示屏上的数字。“你看这0.1毫米的变动，”他枯瘦的手指点着屏幕，指节上的老茧比煤层还硬，“在井上掉根头发都比这重，在这儿就是老天爷给的警示。我师父当年就是因为漏看了0.3毫米，差点出现安全事故。”他让我对着数据核两遍，说第一遍看的是数，第二遍看的是心。那些在休息室里听来的事故案例，每一个字都砸在心上，让我明白“安全”不是墙上的标语，是藏在袖口松紧带、安全帽卡扣里的呼吸。

     真正的蜕变，发生在那个刮板输送机罢工的夜班，煤机停转时，整个工作面静得能听见煤层渗水的滴答声，队长的矿灯在黑暗里画了个圈：“今晚必须让它转起来，不然明天怎么交代。”抢修开始后，煤尘像雪一样落，落在睫毛上结成霜。我跟着递扳手时，掌心被烫得生疼——刚从机器上卸下来的零件还带着电机的余温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第一缕煤流顺着溜槽滑下去时，有人喊了句“成了”，话音里的沙哑比机器的轰鸣更动人。我抹了把脸，才发现汗水早把煤灰冲成了泥，糊在眼睛里辣得生疼，可看着身边师傅们互相拍着后背笑，忽然觉得这疼痛里，藏着比大学毕业证更珍贵的勋章。

     如今我的工装袖口总扎得最紧，安全帽带卡得能数清下巴上的胡茬。配比乳化液时，能凭手感就调出最合适的浓度；巡查设备时，耳朵能分辨出轴承万分之一的转速变化。某次新工人问我怎么记得住那么多规程，我指着自救器上的橙红说：“你看这颜色，像不像日出？井下的人，都得把安全刻进骨头里，才能等到井上的太阳。”

     又一次坐猴车下井时，身后跟着个攥着自救器发抖的年轻小伙，像极了当年的我。我替他把帽带卡紧，说：“别怕，这黑里藏着光呢。”矿灯的光柱在前方交汇，我仿佛看见郭师傅、张师傅，还有那些不知名的矿工兄弟，他们的影子叠在巷道的岩壁上，像一棵棵扎根黑暗的树，把根须扎进岩层深处，却把枝叶伸向阳光。

     我的青春，就在这百米井下慢慢沉淀，煤尘染黑了工装，却擦亮了眼睛；机器磨粗了手掌，却磨硬了脊梁。当自救器的卡扣再次“咔嗒”作响，我知道这声音里，藏着比青春更恒久的东西——是传承，是责任，是无数矿工用生命焐热的，属于煤海的温度。（浩宇 作者单位：唐安煤矿）